这条河是黄河。

　　二十多年前，某部汽车营放映员陈钰铭再次与黄河不期而遇。兜里揣个本本，闲了勾了几笔，假期沿着黄河写生，开始了早期的习画经历，沿途住老乡家，听船工讲故事，听农民唱酸曲，乐此不疲。

　　这之前，他已经结识黄河。1958年，陈钰铭出生于洛阳市一个干部家庭，生活还算殷实。周围却多为城市贫民，拉板车的、摆地摊的、卖牛血羊杂碎的。儿时最好的一位伙伴的妈靠卖冰棍养活了几个孩子。隔壁邻居是家打铁的……正是这些人眼瞅着洛洛(陈的乳名)长高了、长大了。他们的儿女则与后来的画家称兄道弟，走动频繁。到北京，画家请他们品尝京味小吃，发酵后的豆汁每人要喝两三碗，直到大汗淋漓。若在洛阳，这种汁则被做成浆面条，人手一只大碗捧着，一喝几十年。陈也爱回老家洛阳，远离大都市，沐浴黄河风，独自在岸边走走，为心中构思着的题目寻找画面。儿时的伙伴们接着他，找家地摊，喝杯啤酒，特过瘾。换了其它场面，我曾见他极其固执地谢绝主人的好意，逼急了来句调侃，“反正俺河南人的名声也不好，还是不喝吧!”他提醒自己说，你只是一个画画的人，不能没想法，也不能太复杂。人就那么多精力，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生活上要求多、政治上想得多，会影响在主要方向上的投入。人的一生很短暂，赶紧画几张自己喜欢的作品才是真的，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一心一意画点画。他说，我又不急着买房子，吃上头也花不了几个钱，吃得太好还担心发胖。出门在外有个大饼、有碗羊肉汤就行了，呼呼拉拉一大碗，真好!回到家下碗清水面，捣些蒜汁浇上去，吃得真好、真舒坦!

　　出门在外，他通常只坐火车，来来往往、凝视窗外。一片片的树木刮过去了，一畦畦的菜蔬看上去那么瘦弱，寥寥无几，怎么到了城市的大集市上就山一般堆积，取之不尽了呢?还有大片的黄土地裸露着，不时可见农民辛勤劳作的身影，一家一户还在合力拉动一架木犁，朝朝夕夕，日出日落。一块地，一亩、几亩、十几亩，一年忙下来能有多少收入?不要说富人的一餐海吃，只怕远不及画家卖张画的收入呢!

　　日子就这么过着，黄河日夜流淌着。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切。画家画的是自己的情感，是对事物的认知。有什么样的认识，笔下便有什么样的面貌，一看你的画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情绪，画到一定阶段，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后，决定一幅作品优劣不再单纯靠笔墨功夫，而主要取决于精神因素，取决于画家的内在气质。老一代画家、许多有成就的名家，都是直逼自己的精神追求，直抒胸臆。经过早期的基本功训练，经过肯定、否定、再肯定等若干阶段的反复探索之后，最终归于平淡自然，于平淡中见功夫。陈说，我的画也在朝此努力，一定要把内心的想法如实说出来，把对人世的理解如实说出来。画什么是次要的，通过画面能表达内心的想法，才是主要的。我的画就是要为普通人说点什么，如实记录下来他们的生命状态。

　　1993年，陈钰铭完成了在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人物高研班的学习，在其导师刘国辉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作品《历史的定格》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得到美术界肯定，引起广泛关注。青年画家姜永安曾同我谈到，进高研之前，陈钰铭的国画作品一般，以前是画版画的。等到看毕业作品，哇!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跃而为拔尖者，说明他的绘画感觉太好了，非常迅速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水墨语言。

　　最初的成功显然坚定了画家的信念：画自己最熟悉、最容易投入进去的生活，用自己最真实的情感。他说，画画上我是个很笨的人。“九十九道弯”我画了几十幅草图。我的特点是特别执着，能沉住气，不着急，一步一步走扎实。他写道，“我有一个习惯，在创作每张画之前先要在脑子里酝酿很长时间，然后再落实到画面上。能把自己的想法画出六分就已经很难得了。”在他的画室里，一次无意中的深谈之后，我听到他叹息一声道：“哎呀，画画!”那无尽的感慨都在这声叹息里了。

　　他也画小品。随手画画，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在创作间隙练练笔，借以休闲、调整，为求身心放松。大创作中不敢使用的夸张想法、技法，用小品表现出来，尤其童年时代与小伙伴们玩耍，以及在农村一段生活留下的美好的记忆，都在小品画中得到尽情表现，随手画来，无拘无束。因为没有负担、压力，没有框框，画出来的东西反而好看，风趣幽默，雅俗共赏。我就碰到一位老画家站在他的小品前啧啧有声，赞叹不已，连声说，这才叫中国画，太有味了!

　　大创作沉雄浑厚，小品画轻松风趣，看似天悬地隔，分向两极，其实左提右挈，殊途同归，都是对平民生活的真挚爱恋，都是画家内心特有的独白。他多希望农民兄弟的日子能像儿时在舞阳县外婆家门前听见的小河那样，潺潺流淌，充满诗意，而不要像黄河一样，浑浊不堪，无限沉重。

　　因为有使命在肩，他还是以大画为主、创作为主。一张作品，常常一想好多年，只有同生活中的真实碰合，确实找到实实在在的根据和感受之后，才铺开纸张，落到实处。这期间，吃饭、睡觉、走在路上，满脑子都是这张画。及到画罢了，人也耗尽了，疲惫不堪，《吉祥之路》、《走出冬季》、《记忆•碎片》等，只要认真读过这些作品，便不难发现画家为之付出的劳动有多么艰辛。

　　《艺人韩贵山》这个题材他就想了许多年。在陕北，盲人艺术家是个特殊的群体，常年过着流浪生活，走街串巷，随遇而安。他们既是艺术使者，也起着一种新闻媒介的作用，现买现卖，把听来的故事用艺术的形式播撒开来，为当地民间清贫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乐趣。去年春节期间，陈钰铭和军旅画家李连志、马未定等人在陕西米脂农村看戏时，连志突然喊了声“陈老师快看!”他扭头看去，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出现了——一位身背乐器的盲人艺术家，其神态、举止甚至相貌，同他想象中的人物极其相似，飘忽不定的画面顿时定格在生活的真实中，瞬间具有了灵魂、具有了品相。回京不久，他便完成了“韩贵山”这幅作品。画面上，艺人虽然老迈，却身躯硬朗，脚步坚实，沉稳从容。他走着，思索着，通身洋溢着一个智者的专注，其毅志品质令人肃穆。漆黑的天空透出一抹光亮，那是他深深祈盼着的生活曙光，是他的心智和勇气。他走在演出途中，走在特定的生命旅途上，无悔而执着。每个人都会有路可走。社会弱者在精神上却可能是强者，值得我们学习。

　　陈钰铭这样写道：“我天生容易受感动，也喜欢交朋友，黄土高原始终像个谜一样让我永远看不透摸不清。每年如果不到陕北走上一两趟，不去吃上几顿带膻味的的羊肉汤，不去听听像打雷一样的陕北话，心里就觉得少了些什么。去久了也常幻想会碰上歌里唱的那个兰花花”。但是，画家至今还是没能碰到，所以还要去。作品《五哥和兰花花》就是在这般执着的情结中诞生了。喔，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兰花花原来是这样的，她布满沧桑的脸上哪还有一点青春少女的影子?岁月给予农民的还能是什么?在山西、在陕北，年复一年，他走过那么多的县城和农村：岢岚、河曲、偏关、神木、榆林、米脂、绥德……黄河不变、民俗民风不变、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变。没法说清楚这种状态是好呢还是不好。也许整个中国社会的演变注定要留下这样一些空间，就像一幅画，有时需要留下若干飞白一样，留待人们去考察。琢磨，在新与旧、是与非、贫与富的相互参照中，获得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认识，从而珍惜自己的拥有，认真履行作为一个社会中人的道义责任。中国艺术家的幸运是空前的，因为这种参照太强烈了，为艺术提供的空间和自由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层面，深入进去，艺术的亮点自会不断放大。其实也无须刻意寻找，每个人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情结，属于自己的路你早晚得走下来。十多年了，陈钰铭对自己的选择就从没怀疑过。只要去了黄河，只要置身平民中间，那种身心畅达、那种归宿感和由此调动起来的创作欲望，总是令他如此地激动，难以割舍，他就知道，这辈子就这么着了。

　　结果，一进画室就特想画画，又因为心中总是装着平民百姓，一画又总是免不了伤感沉重，画面灰暗苦涩。就在写这篇小稿前，我再次到他画室拜访，翻看桌案上的照片，听他讲述农民兄弟的故事。他说，我和他们都是好朋友，前几天还有一位陕北农民打来电话，要我帮他找一份下煤窑的话，只要能挣钱就行。画家真还替他找到了，已经上班去了。

　　张道兴曾在画评中写到，陈钰铭“翻过许多山梁子，串来串去，在父老乡亲中间，养成了他的质朴仁厚。”即使日常的都市生活，他也一如既往地守住本色，助人为乐，热爱平民，与单位的勤杂人员、社会上有缘相会的朋友们真情相处，有个什么事大家总是一呼百应。这种生活面貌直接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面前一张纸，要画出模样来，画出他对普通人的关切来。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人类是很可悲的，大自然的震怒是如此激烈。黄河警告过、长江警告过、如今动物等自然界的一些链条通过非典再次向人类发出警告。这次该不会无动于衷，依然故我了吧?许久以来，他曾构思着的几幅画面为非典所催生成熟，为着《雷雨》、《裂缝》等新作，他将再次接受精神上的煎熬，把大自然的呐喊落实在画面上。高原上的一次历险记忆犹新，突然间一个雷电劈下来，惊天动地，慑人心魄，给人的感觉天像要塌了似的，大地在震颤，人没法不感到渺小。面对雷电，年轻人惊慌失措，放下事情赶紧跑。老年人也有反应，脚步也在加快，却不失沉稳，从容不迫。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遇变不惊是一种境界，一种可贵的生命状态。也许是种偏爱吧，画家向来认定，他在黄土高原上结交的父老乡亲，最具中国农民的代表性，最能体现人性美，也最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借助他们的形象、描绘心目中的艺术追求，向世人传递也可能是遥远的，却很现实的道义指向，呼唤良知，关注平民，画家正是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使命。他要用一幅幅作品编织心中的黄河，厚积薄发，源源不断。为此，累也心甘、苦也心甘、沤心沥血也心甘，至少在精神上，画家愿一辈子与社会平民长厮守、心相连。